摘要:对于这两个年号是否存在,史学界还存有不同意见。而且,整个《辽史》及其他史料并未见有追加此年号之事。另外,由于目前“天赞通宝”的实物已有所见,故太祖建有“神册”和“天赞”年号也是学者们肯定的一说。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出现了“天赞通宝”。
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政权,定国号“大契丹”,立年号“神册”,至公元922年改年号为“天赞”。对于这两个年号是否存在,史学界还存有不同意见。《剑桥中国史》第六卷[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翻译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卷首“辽朝年表”下的注释中谈到:“神册和天赞年号是否存在还有疑问,它们可能是后来为追溯916年以前独立的契丹国的纪年而追加的年号。”但是谁“追加”的却没有说明。而在第71页的另一条注释中又有“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和天赞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追加的。当时能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使用的天显年号”的意见。
当然,“神册”和“天赞”年号是否存在的疑问,对研究“天赞通宝”这枚年号钱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年号,也就谈不上年号钱。元代编撰的《辽史》在《太祖纪上》中记载了“建元神册”一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也载有“名年曰天赞”。而且,整个《辽史》及其他史料并未见有追加此年号之事。另外,由于目前“天赞通宝”的实物已有所见,故太祖建有“神册”和“天赞”年号也是学者们肯定的一说。实物与文献记载的吻合,也是我们研究辽代早期钱币设计的基础。
从“天赞通宝”看辽初的钱币设计,首先应当关注钱币设计者。契丹族为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在曹魏、西晋至北魏时期就有接触,直至隋唐、五代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往来都比较频繁。但在史籍中却未见契丹族在魏晋、北魏、隋朝、以及唐朝末年以前有铸造钱币的记载。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出现了“天赞通宝”。此钱为年号钱,已有出土实物为证。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文章的根据都是〔宋〕洪遵《泉志》的记载,即:“契丹国,天赞钱。《五代史·四夷附录》曰:“契丹主阿保机僭号,名年曰天赞。余按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六累,文曰天赞通宝。”考之《新五代史》,有阿保机称帝之事,并有“名年曰天赞”,但却未见有制造发行天赞通宝的记载[①],也没有耶律阿保机为天赞钱书写钱文的内容。当然,根据出土的天赞通宝以及史籍记载的情况,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此钱的存在。这枚钱币也是因建天赞年号而铸造的。
天赞通宝最早发现是在1944年。此外,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亦藏有“天赞通宝”钱,背穿上也有仰月纹。列入中国古泉五十名珍。本世纪在大兴土木,全民寻宝,鉴宝的热潮中,先后有几种版本的天赞通宝币现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天赞通宝钱又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再次于东北发现一枚并有幸获记载入籍。随着历史的步伐向前迈进,天赞通宝钱亦今为止已经有多品多版式多形制现世。
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机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接受并掌握了汉文化的许多内容。即使阿保机是一位契丹书法高手,“天赞通宝”的汉文字又是否是他写的,或是经阿保机同意后由其他人书写的。
故,以此形命名,此乃“龙尾通”版式,当为恰如其分矣。通过上述,可以认定此钱之实,乃天赞通宝钱的刻意制版铸造的一种独特版式,而非铸造失模之偶然。这种刻意而为,愚见以为,与辽太祖开展造神立国之本意密切相关,虎尾通之虎尾为刻意为之,此龙尾通亦然。
天赞通宝在《辽史》和《资治通鉴》中均有记载。因此,天赞通宝钱算是在中国泉界发现较早,并得到泉界普遍承认的辽钱,由于诸谱记载罕少,其曾位列老中国古泉五十名珍之一。
至今来看,此式天赞通宝虎尾通,仍然少见,得之也是非易。当然,由于其近年有出,银铜皆见,故早期的天赞通宝虎尾通小平铜钱的老五十名珍之爵,应该也会随之而有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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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天赞通宝钱又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再次于东北发现一枚并有幸获记载入籍。随着历史的步伐向前迈进,天赞通宝钱亦今为止已经有多品多版式多形制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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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机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接受并掌握了汉文化的许多内容。即使阿保机是一位契丹书法高手,“天赞通宝”的汉文字又是否是他写的,或是经阿保机同意后由其他人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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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此形命名,此乃“龙尾通”版式,当为恰如其分矣。通过上述,可以认定此钱之实,乃天赞通宝钱的刻意制版铸造的一种独特版式,而非铸造失模之偶然。这种刻意而为,愚见以为,与辽太祖开展造神立国之本意密切相关,虎尾通之虎尾为刻意为之,此龙尾通亦然。